其次是案例的公布方式。
拿来主义造成中国的行政法学以外国的理论为自己的理论，使得中国没有自己的行政法学理论;拿来主义驱使广大的研究人员沉迷于外国法的研究，而忽视了外为中用的比较法研究初衷;拿来主义导致行政法的理论研究与实务相脱节，中国的理论研究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遵循这条道路可能开始会是沿途的荆棘满布，但是勇敢前行总会是云开月明的康庄大道。
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像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处罚听证实行寥寥，很多受到处罚的相对人居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制度。如果我们可以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思考适合我们这片土地的制度应该长成什么样子，进而提出新的理论促进实务问题的解决，我们就或许可以像奥托·迈耶一样伟大!从实务到理论再到实务，再辅以法治国先进的理论作为参照才是中国行政法研究的一条科学的路径。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旅游景区价格听证，逢听必涨使得公众谈听证色变，听证这个词在中国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笑话;同样的从德国引进的特别权力关系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奥托·迈耶在德国处于专制国的阶段提出特别权力关系有着当时独特的历史原因，从专制王国向现代法治国迈进的德国需要向封建王权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让步，以换取普通公民的权利受到法治原则的保护，特别权力关系才应运而生。但是近年来，它真的已经成为禁锢我国行政法学发展的枷锁，起到的更多的是阻碍的作用。
而我们照搬他的理论，只会使得他更加伟大，却无助于解决我们自己问题。遗憾的是，学来了外国的制度却未得法治的精髓，中国的行政法治依然步履蹒跚、举步维艰。正如一句古老的英国法谚所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2]。
我国法律规定，对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都不得提起诉讼，但事实是侵害公共利益更多的是抽象行政行为。笔者虽然赞同突破传统原告资格的做法，但仍然认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能是以国家机关即检察院为益我国已有一部基本适应现实需求的宪法，但行宪和护宪的工作却相当滞后。依宪执政价值在于为党提供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就势必激活宪法的监督和解释权，这在理论和技术上已不存在不可突破的障碍，但求凝聚宪制共识，通过必要的机构设计和程序设定促其实现。这种法治改革观提醒我们，依法治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最佳的表达载体和实施机制，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引领和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方面的深化改革，势必将为当代中国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
在西方国家，政党活动以选举为中心展开，政党经由赢得选举上台执政，一旦进入由宪法法律构筑的权力体系中，自身也就成为被监督和控制的对象，执政的权力边界尤为清晰。对公民而言，法无禁止皆可为，现行宪法以列举的方式确定了公民广泛的权利与自由，此即基本的正面清单，唯有将清单转换为现实，使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确保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弘扬民主精神，激发社会活力，将权力关进由权利编织的制度笼子中，法治才是完整的。从理想状态而言，党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方式是应当通过宪法法律规定的形式进入政权组织，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党，领导的方式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护宪即维护宪法权威、实施宪法监督，开展违宪审查，为实现依宪治国提供保障。
最后，尊重司法规律，确保司法公正。才能汇集人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和信心，凝聚民心民意助力国家崛起。四中全会做出的决定用了较大篇幅部署维护司法公正的举措，惩治司法掮客等提法也颇见新意和决心，反映了中央对司法领域问题的直面和反思。由于党强大的路径依赖惯性，党与司法关系的合理定位、司法政策摇摆不定、司法发展的人治主义色彩浓厚等问题依然突出，相应地，社会上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维颇受推崇，迫切需要党尊重司法自身的运作规律，维护司法的应有权威。
宪法明确了党的民主与人民民主发展秩序，避免民主政治陷于民粹和僵滞。执政党当然也受这一条文的规制——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也是党章作为党内最高法规的明确要求。
在党的维度中，法治要求执政党的领导和执政行为符合宪法和法律，依法执政必然要求依宪执政。从发生学角度来看，宪法可以理解为各种政治力量在博弈与妥协中达成的共识，是最基本、最根本的国家共识。
宪法规定了全面重大的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是全国人民根本的行为准则，一般法律的制定皆以宪法为依据。依宪治国首先能够制约权力专横，防止权力腐败。法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终极意义上居于规限和裁决人们行为的力量，是公民行为的最终导向或司法活动的唯一准绳，不论私人还是政府，都必须首先和主要接受法律的约束，此即法律的至上性。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党行使执政权力的程序混沌、边界模糊，使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违法行使权力，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同时，党的政法委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舆论借监督之名裹挟司法等问题，也到了必须破解的时候。执政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
宪法能划清党的执政行为与国家权力行为的边界，确保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唯有如此，执政基础才会得以巩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才会日渐趋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宏愿也才真切可期。
政府是与公民（或法人）接触最为密切的国家机关，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皆禁止，十八大后，各级政府推行了列举政府权力清单（或负面清单）的制度，这对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当然有积极效应。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宪治国 依法治国 党的领导 。
宪法作为人民最根本的行为准则，只有被尊重和恪守，才能引领人民对自我行为的规划，消除因规则林立而导致的选择困难。依宪治国还能给予人民美好生活的预期。
其次，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实然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高度进取心的执政党，自应不断深化对法治的认识，直面问题，以其政治智慧和勇气推进中国的法治和改革进程。从过往的政治实践来看，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直接干预国家机关具体事务的情况时有发生，不符合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要求，破坏了宪法法律规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当然，意欲收获丰厚的改革红利，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还必须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诸多关键面向钉钉子: 首先，健全宪法的实施和监督制度。
由于共产党对革命路径的依赖，重视执政事实，轻视内在价值，也由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不习惯甚或完全没有具体的法律可供依凭，其执政权力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各项国家权力似乎都可归于党的一元领导之中，故而过去几十年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就不足为奇。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最高法，那么法律至上性原则的核心便是宪法至上，亦即宪法是评价和衡量政府、公民行为的根本准则或最高标准。
这是依宪治国首次被写入中央全会的决定，此前这一表述都只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文稿中。作为民主制度产物的宪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法律监督制度等的运行得以活化，保证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受制于人民，保证政府的廉洁高效，恪守其权力边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效防范公权侵蚀私权。
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态呈现出阶层众多、利益多元的基本样貌，观念歧见、利益冲突并不鲜见，宗教、道德、法律等无疑都是规避因利益纠葛引发的对抗、消弭由固守己见带来的纷乱脱序的调节手段。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必须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相结合，这是由中国的权力维度和秩序所决定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根本的制度安排，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居于权力架构的核心，但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60年的现实情形而言，其实际地位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距甚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设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强国之路，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因此，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就使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成为逻辑必然、价值必然。宪法的实施是实现依宪治国的基本途径，实现依宪治国必然需要一个立宪、行宪和护宪的过程。
使人民代表大会回归应然的崇高地位，阶段性的改革可考虑提升直选产生的人大层级，落实差额选举，缩减代表规模，试验性地探索地方人大与常委会的合并，虚化人大及常委会的决定权，夯实人大的预算和规划监督权，落实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制度。基于党管干部的原则，可考虑按照政府首长负责制、司法独立行使职权制的精神，适度减少人大人事任免的范围。
同时，遏制人大组织和会议制度的行政化倾向，设置立法人员资格准入制度或立法顾问制度，制定精细严密的权力运行规则，使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力真实地运转起来。但是，仅仅规约政府权力的法治是片面的，还必须落实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